五年前,当监狱的大门在身后沉重地关上时,管教把这张纸条塞进我手里。“拿着,遇到困难就打这个电话。”他顿了顿,又说,“别忘了你是谁。在外面,好好活。”
“编号177”——那是我在里面的代号。入狱第一天,狱警扔给我一套灰色的囚服,胸口印着这个白色的数字。从那天起,我叫“177”。点名时是“177”,出工时是“177”,甚至家人来探视,隔着厚厚的玻璃,狱警也会在对讲机里说:“177,有人见。”
我恨这个编号。它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皮肤上,提醒着我的身份——一个罪人,一个编号,一个失去名字的人。
刚出来的头三个月,这张纸条是我的护身符。每次掏出身份证,我都会下意识地遮住背面,生怕别人看见那个编号。坐火车要身份证,住旅馆要身份证,就连去网吧,也要身份证。每一次,我都像做贼一样,飞快地刷一下正面,然后迅速收回。仿佛那张纸条会突然开口说话,大声告诉全世界:这个人,曾经是“177”。
可奇怪的是,我又离不开这张纸条。它像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上结的痂,提醒着我疼痛的存在,却也保护着我不再流血。坐地铁时,我会摸一摸口袋里的身份证,感觉到那张纸片的存在,心里反而踏实——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就不会再走回头路。
第一份工作是在物流仓库搬货。工头老周看了看我的身份证,又看了看我,什么也没问。仓库里很热,汗水浸透了工作服,贴在身上,像另一层皮肤。休息时,工友们聚在一起抽烟,聊着家长里短。我坐在角落里,掏出身份证,看着背面那个编号。
“看啥呢?”老周不知什么时候坐在我旁边。
我慌忙把身份证塞回口袋。
他递给我一支烟:“以前干什么的?”
我支支吾吾。
“不想说就别说了。”老周吐了个烟圈,“在这儿,你就是小张。能干活,不偷懒,就够了。”
那天晚上,我躺在床上,第一次没有立即把身份证收进抽屉。我把它放在床头,看着那张小纸条在月光下泛着微弱的光。“编号177”,在仓库的灯光下,在老周眼里,在工友们口中,我成了“小张”。
但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
有一次,仓库来了个新人,干活毛手毛脚,打碎了一箱玻璃杯。主管追责时,他却指着我:“是177弄的!”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过去。
所有人都看着我。仓库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。
我站在那里,感觉那个编号又从身份证背面跳了出来,像鬼魂一样附着在我身上。我想辩解,却发不出声音。
“胡说八道!”老周从办公室出来,“监控我看了,就是你干的。还想赖别人?收拾东西走人!”
事后老周对我说:“谁没个过去?重要的是现在。”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那张纸条不只是耻辱的标记,也是重生的起点。它提醒着我:你曾经失去过自由,所以更要珍惜现在的每一口自由空气。
去年冬天,母亲生病住院。我在医院陪护,需要经常出示身份证。有一次,护士核对信息时,身份证掉在地上,背面的纸条朝上。旁边一个病人家属瞥见了,眼神立刻变得异样。
我弯腰捡起身份证,轻轻撕下那张已经有些松动的纸条。但撕到一半,又停住了。我把纸条重新贴好,放回钱包。
母亲出院那天,对我说:“儿子,妈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。但人不能总活在过去。”
是啊,不能总活在过去。但过去塑造了现在的我们。
今天,我撕下这张纸条,不是要忘记“编号177”,而是终于明白:那个编号代表的不是我这个人,而是我走过的一段路。路走完了,就该向前看。
我把撕下的纸条夹进日记本里,和出狱时的那张释放证明放在一起。它们是我的历史,但不是我的全部。
窗外阳光很好,楼下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做游戏。他们大声报数: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清脆的声音飘上来,像另一个世界的回响。
我再也不用报数了。我是张建国,一个普通的物流工人,一个母亲的儿子,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人。
编号177,已完成它的使命,今日离场。而我的名字,才刚刚开始书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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